从大厂辞职做餐饮，我月入30万
互联网人开始思考另一种活法。
“此前习惯从一个大厂跳到另一个大厂的朋友，最近都来联系我，说想转行开餐饮店。”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多年，2019年离开大厂去开餐饮店，如今已经拥有43家店面的刘博告诉燃次元。
在小红书等平台上，燃次元也看到诸多离开大厂去旅居、创业、开店的内容。
互联网曾是年轻人梦想的应许之地，这里有如蜜般的高薪和闪着光的机会，但如今已经今非昔比。
“大厂红利期已过，竞争越来越激烈。”95后的野味告诉燃次元，内卷的工作，留给野味的是疲惫，“有次拍了张照片，被黑眼圈、神色暗淡的自己吓到。”今年7月，野味选择了离开大厂。
离职后的野味，机缘巧合下，开起了小酒馆。
“离职后，我在家附近的小酒馆缓冲了两个多月，这两个月里，和老板谈了很多，对做酒馆主理人产生了兴趣，也和老板处成了朋友。”刚好酒馆老板想拓展杭州店，于是野味离开北京回到了杭州，做起了酒馆主理人，“一方面我爱喝酒，另一方面，是想接受另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挑战。”
娜美则是小成本创业，在北京开了一家东北麻辣烫。
从大厂打工人到餐饮主理人，刘博、野味、娜美都切换了赛道和生活节奏。
开始筹备酒馆后，野味戒掉了烟酒，不再熬夜，“运动能消假病，饮酒不消真愁。”曾经双11需要在西二旗园区2号楼篮球场运回一整车快递的她，告别了报复性消费掩盖下的焦虑，低欲望地负担的生活，让她找回了久违的轻松心态。
对于娜美来说，没了KPI达标和考勤的压力，也倍感轻松，“不用担心打卡，不用担心全勤奖，自由掌握自己时间的感觉非常好。”
只是生活没有完全的坦途。对于野味来说，开小酒馆之后，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，“选址、客群、口味，为什么火，为什么突然不火，都充满不确定性。”
娜美则忍不住质疑自己入错了行，新店开张不久先是过上了没有节假日、被迫007的辛苦日子，又要担忧疫情甚至天气等各种因素影响营业额，“前一天营业额2300元，第二天可能会因为下雨跌到1300元。”
但人生种种，皆是经历，娜美也表示，“如果能盈利就继续做下去，不行就回去继续上班。”对她而言，餐饮更像是为自己简历加分的一项创业经历，“能证明我独立操作一个项目的能力。”
而前路如何，还需要且行且看。
离开大厂，去卖烧烤
离开一种生活各有原因。
野味在三年前进入这家头部大厂时，也想过要发光发热，“五年互联网经历，我都在头部大厂核心市场部供职，合作的都是最顶尖的公司，经手的项目预算都在1000万元以上。”这些也让野味受到朋友们的羡慕。
但随着内卷加剧，野味感受更多的是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疲惫。在大厂工作五年，野味变得依赖烟酒、习惯熬夜，甚至一度抗拒拿起手机，“每个月工资到账，对冲不了被疲惫感挤压的个人生活。”
“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”野味直言。
娜美则在担忧互联网红利消失之外，更面临着在大厂难以晋升，以及35岁被辞退的风险，“在大厂，想升职就要不停加班，而我现在有了孩子。”
如今在北京沙河开着一家烧烤店的猫猫，也是因为工作2年后陷入了焦虑和空虚。
刘博的离开，相比于野味、猫猫和娜美，更为主动，“打工不是大厂人的出路，永远会有比你年轻的人来替代你，最终还是要创业做个生意。”
“不想再做高级打工仔，而消费行业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大赛道，高中学历的老板都能年入千万，大厂出身的我是不是能创造更多的东西呢？”因此，2019年刘博在海外市场创业受挫后，和出身风投的刘舒考虑一起回到老家河南，“正好我有朋友在河南开了5家分店，可以先从在这个项目的规模化做起。”
选择餐饮，或像野味和刘博一样，恰好有朋友搭桥；或像娜美一样出于成本、门槛考虑。
“开一家小餐饮店，是成本较低的创业选择。”娜美计划将麻辣烫的开店成本控制在20万元，“民以食为天，餐饮是必不可缺的行业，即使疫情之下控制堂食，还可以提供外卖，除去平台抽成，仍有盈利空间。”
刘博亦表示，相对于技术门槛较高的硬科技领域创业，餐饮行业进入门槛低，“开店没有学历要求，高中毕业也能开店，大厂出身的高学历人才没道理不能做。”同时，“只要用心经营，几千万年收是行业的收入下限，如果能实现规模化、打出品牌并上市，餐饮行业的上限也极高。”
根据2021年《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》，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，中国经济逐渐恢复，2020年新设市场主体超850万，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创业动机分别是：从事感兴趣的事、获取财富、最大限度实现自我价值。
上述数据也显示，八成创业青年启动资金规模在20万元以下，低于1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70.7%，低于5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91.2%。从创业行业看，农林牧渔业占比20.8%，批发零售占比15.9%，反映出青年创业者倾向于选择技术和资金门槛不高的行业进行创业。
同时，疫情之下，公认“不好做”的餐饮，也暗藏着机会。
2020年疫情爆发，不少餐饮门店受冲击纷纷关店，刘博却回到了河南老家，选择“逆流”进入餐饮行业，他告诉燃次元自己买入在了“最低点”，无论是拿好的店面位置，还是协议房租都非常容易。
娜美补充道，“疫情下店铺租金下调，同时也会有一些好的位置出让。”以现在娜美的门店为例，转让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0%。
目前，野味的小酒馆刚开不到一个月，娜美的麻辣烫和猫猫的烧烤店则已经起步，刘博和刘舒通过加盟品牌，3年内已经开出了43家店，仅今年加盟的某品牌，开业不到三个月，每月营收就达到了30-40万元。
猫猫的收入也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，“以前上班好几年，没攒下一分钱，转行做烧烤后，每个月毛利25000-30000元，攒钱无压力。”
用心串肉，不再精神内耗
焦虑是当代人共同的心理状态，快节奏的互联网人更甚。
猫猫原本从事品牌策划工作，过着同时处理4-5件事，闲暇时间也要不停刷新热点新闻的生活，还有做不完的PPT。
但转行之后，“没有那么焦虑了，精神内耗也被治好了。”猫猫告诉燃次元。
切换赛道，猫猫首先被纠正的是作息时间，“以前熬夜刷热点新闻，现在下午4点就要把肉穿好，6点开烤，晚上9点收拾关店，累得的倒头就睡。”
娜美亦表示，从开店筹备到店铺运营，一天下来，早没了刷手机熬夜的时间。
其次是心态。从前猫猫忙于回应甲方各种的需求，无效工作和会议让她陷入自我消耗和焦虑中，如今，“付出劳动，收到钱，做一件事就是一件事，我只需要专注把握手上的串烤好。”
开始筹备酒馆之后，野味焦虑的心态也放松了下来，“不用担心打卡，不用担心全勤奖，自由掌握自己时间的感觉非常好。”
相比于曾经在互联网的工作，如今从事餐饮行业，猫猫和娜美的获得感似乎更加真实且具体。
9月18日，燃次元前往猫猫的烧烤店时，正值晚上7-8点最忙碌的时候，店外支起几张长桌，吃着烧烤的顾客叫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整个院子坐得满满当当，在燃次元等待的间隙，猫猫则脚不沾地地捧出烤好的肉串。
来源/燃次元拍摄图/猫猫的烧烤店
猫猫的烧烤店位处沙河，来吃饭的多是收工后的工人，“以前坐在办公室，接触的是光鲜亮丽的白领，工人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符号，现在做了餐饮，发现他们都是充满喜怒哀乐的鲜活的人。”猫猫表示，她总会将客人要的毛豆装到盘子里放不下为止，吸引了不少回头客。
从今年4月开始，附近模仿猫猫开烧烤店的有2、3家，只有她一家做到了现在。猫猫的介绍中带着自豪。
大厂人切入餐饮行业，也带来了大厂的思维方式。
“过去的餐饮店老板埋头经营，没有规模化和打造品牌的意识，但互联网人一开始就有更长远的规划。”猫猫说道。
娜美也表示，产业经理出身的她完全将麻辣烫店当成了一个项目在做，先立项，然后进行用户调研，原本就喜欢吃麻辣烫的她，将北京大众点评榜单前十的店全吃了一遍；用户分析后，娜美回到东北老家考察各类麻辣烫店铺，寻找最适合北京消费人群的口味和定位。
在大众点评平台，“正宗的黏糊东北麻辣烫”“口味独特”成为了娜美店铺最多的评价关键词，甚至有顾客一连在店里吃了近一周。
野味亦表示，在大厂时她积累出的个人软实力，如项目管理、带人经验等，在任何行业都可以复用。此前从事青年文化营销的她，也将大厂技能搬运到了酒馆的营销活动设计中，和咖啡、露营品牌合作，巧用周一等节点吸引顾客，把酒馆打造成了青年的交流地。
不过刘博也直言，跨行餐饮后，原来在大厂积累的经验和技能，在前三年并无帮助，“在一家店前3年的生存期，大厂经验其实很难有真正的帮助，甚至会形成阻碍。”从互联网产业转入餐饮业，隔行如隔山，“0餐饮行业经验始终是痛点。”
刘博补充道，互联网思维让大厂人存在对传统餐饮行业降维打击的可能，但在此之前，实际运营中，大厂背景会让你难以对餐饮内行人做出指导，刘博笑道，“对于洗碗阿姨而言，不会因为你是大厂人就比她刷碗更快，同样，你可以判断店长能力欠缺，却无法真的指导他。”
大厂转行做餐饮，并非全是美好
但离开了“压力山大”的大厂，转行餐饮的大厂人，面前也并非全是坦途。
对于从毕业起就长在大厂温床里的野味而言，大厂的工作确定性很强，背靠高预算和名头，合作畅通无阻，花多少钱投放就有多少曝光，这些都是可以精准计算的数据，但开一家店，是全新的挑战，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。
娜美告诉燃次元，立志要将特色的东北麻辣烫带到北京的她，开业第一天就遇上了主厨罢工，“招的两个服务员连菜都不会洗，主厨和服务员互相看不惯”，人手急缺也让她“创业前是996，创业后是007”，节假日就更加忙碌了。
而对比东北老家，北京房租和人力成本更高，娜美的门店，价格对标小谷姐姐等高端麻辣烫品牌，难免被顾客质疑价格过高，“不远的村里有十几块钱一份的麻辣烫，培养用户习惯是个大工程。”
稍令她安慰的是，刚开业日营业额稳定在1300元左右，不过，很快娜美却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。由于店铺附近突发阳性确诊，营业额直线跌了一半以上，而她还没来得及开通外卖平台，“只能先做好店铺管理了。”
实际上，娜美早已做好了开店前两个月不盈利的准备，“不希望做成一开就爆的网红店，细水长流积累顾客是最理想的。”而在盈利未达理想值前，品牌包装、营销活动等，娜美都还无瑕顾及。
经营一家店铺的难度也远远超过刘博和刘舒的想象。风投出身的刘舒最擅长通过数据报告衡量公司的盈利情况，但开店后，她才意识到，很多成本并不会体现在报表里，那些“30万元开店”的宣传，往往不会包含店铺押金和装修费用。
“在河南开一家两百平的店，年租一般50万元，商铺都是押二付三，开店成本就飙升到了200-300万元。”而投入不同，最终店铺存活率自然也不同。
刘博表示，开店很容易面临各种突发情况，疫情对各行各业都提出了挑战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虽然餐饮业总收入达到46895亿元，恢复至疫情前水平，但餐饮店注销增长率超65%，餐饮人排队退场，头部企业如海底捞亦陷入亏损泥潭。除了疫情，还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，“有员工突然不上班的原因甚至可能是失恋。”
如果跳过做好一家店，跑通盈利模式的生存期，不融入员工和一线管理层中，空谈公司化、品牌化的大厂人，可能会面临“血本无归”的窘境。刘博补充道，“最终发现，还是要自己躬身入局，从0-1去做。”
一脚踏入餐饮，未来是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，还是只是试水，大厂人也各有思量。
野味表示，她并不认为自己在跨行餐饮，“酒馆本质是一个青年文化聚集地，酒只是载体。”除了吸引年轻顾客消费之外，野味显然更希望借助酒馆做更多有趣的文化活动。
入秋后，烧烤生意迎来淡季，猫猫决定11月底将烧烤生意关掉，和男朋友回郑州开家轻食店，“餐饮业大有可为，未来还是要接着做餐饮的，如果开不成，等明年再来北京做烧烤好了。”
刘博和刘舒则不断奔波于考察各大餐饮项目的路上，除了自己开店之余，他们也投资加盟店，为更多希望入行的人提供咨询服务。
“未来还是要all in 餐饮行业的。”刘博表示，目前餐饮业人才密度较低，而疫情常态化下，餐饮行业受到的冲击也在减弱，“比如在郑州，一般7天内一定会解封。”
单个门店的成本回收周期从7-8个月，延长至一年到一年半，对于刘博而言，转行餐饮仍是不错的创业选择。
不过，转行并不容易，餐饮业亦充满挑战，大厂出身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烦恼和问题都会消失不见，“转行最缺的仍是从打工人到老板的勇气。”
“接地气”是大厂人的转型要务，刘博补充道，“你原来可以年薪百万，但转行先挣20万元看看。”
参考资料：
《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（2021）》，来源：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。
*文中野味、猫猫、娜美均为化名。
*免责声明：在任何情况下，本文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，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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